求“荐拔”的解释(余 岢 |《金瓶梅》和佛、道意识)

宗教是社会意识形态之一。

由它形成的宗教文化,则是每一个国家传统文化中的一部分。在我国,东汉顺帝刘保时(126—144),就出现了由先秦方士、神仙说、黄老说、阴阳五行说和汉初的儒家谶纬说等揉合而成的道教,经过约300年的创教期,东晋末,它进入了全盛期。

自此至南朝陈,160年间,风靡全国。其影响十分深远,致使流行于宋、元,而成书于明的《三国演义》,主人公之一的儒家人物诸葛亮,其服饰装束以及七星坛祭风、五丈原禳星等情节,都鲜明地烙有道教的印痕。

而《水浒传》中,更出现了九天玄女、洞天真境罗真人、清道人(入云龙)公孙胜等道教人物。

佛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。它作为印度的原生宗教,起初标榜的“法”,是劝人为善,以超脱苦海。在佛教看来,人世是一苦海,人生为苦海之舟。致苦有因,苦灭有道。

只有虔心信佛、潜心修行,禁绝欲念,方可解脱。具体来说,必须“诸恶莫作,众善奉行”,才能灭除招致苦恼之根、摆脱生死轮回之源而“终成正果”。

西汉末年,它开始传入我国,虽然始为“洋教”,并依赖中国古老的传统文化(方术等),才得以生存,历经魏晋南北朝隋,至唐时,经陈玄奘等高僧的努力,更由于上层统治者的信奉和扶植,终于和中国原生的文化精神,经冲突、渗透而后融合,并逐步汉化,从而构成了一种全新的、具有汉民族特色的宗教文化。

由于它从莫测高深的“义理佛教”走向社会,向大众的“民俗信仰佛教”过渡,终使其普及、扩展,并深入到底层,成为人民日常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。于是极大程度地影响了我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乃致文学创作,甚至“参与”了文学作品中人物性格的建构和形成。

其成果之一是,我国古代文学的“类小说”这一体裁中,出现了富有特色的“俗讲”“俗变(变文)”;其二是,使很多高层次的文学作品,从人物至环境,也都难以摆脱它的影响。著名元杂剧《西厢记》,故事竟发生在远离红尘的佛门“净地”普救寺,而张珙、崔莺莺一对男女青年恋爱、幽会,并终成眷属,也曾得力于一位不该过问“世事”的惠明和尚。

在《水浒传》中,更出现了花和尚鲁智深和行者武松等为广大读者所喜闻乐见的“准和尚”形象……总之,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,除儒学之外,佛、道两教在发展、推进我国文明文化的建设中,是起了重要作用的。特别是在元代以后,更有了新的特点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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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水浒传》


明太祖朱元璋,本人曾做过和尚,从巩固政权和消除异族影响的目的出发,除下诏易胡服、恢复穿戴唐代衣冠等外,又重用生根发芽于汉民族的道教,来激发汉民族的自尊心,以提高汉民族的地位。

他不仅为此而御注《道德经》,以示对道教的尊重,还特封张正常为正一嗣教真人,赐银印,秩二品。

洪武十五年(1382),他为更好地发挥、利用这土生土长的道教,又在中央设置“道录司”,府设“道纪司”,县设“道会司”(设官不给禄),使道士以道官身份成为政府的正式官吏;而道教的事务,也名正言顺地成为朝廷行政工作的一部分。此时的政教结合是较为密切的。

明武宗朱厚照(正德)是一个崇尚佛教的人物。他追求佛教所提倡的“灵魂之我”和永世长存的极乐世界,于是在他的倡导之下,一时间,超脱生死、轮回之说弥漫于全国。接替他皇位的是明世宗朱厚熜(嘉靖),他追求“生存之我”,妄想得道后成神成仙而崇奉道教。

他不仅自号为“玄都境万寿帝君”,日日在两苑作醮,还重用龙虎山道士邵元礼,任为礼部尚书,赐一品服;

继则对正一道道士陶仲文,不仅任为少保、礼部尚书,还加衔少傅、少师,封恭诚伯。使宗教不仅深入到帝王家、干预了皇上的私生活(献春药和房中术等),且作用于政治。

佛、道两教,在表层有显见的互逆性,可两者都主张“永恒的和谐”为“终极价值”,因而又具有互补性。它们在谋自己的生存、发展的过程中,互相矛盾、抵牾、排斥,却又无可奈何地被各自的宠爱者所利用,而积极地为各自的主子效力,因此又经常地互为更替。

因而使虽虚指宋时、实是明嘉靖、万历年间社会写照的《金瓶梅》,不仅充斥了两教的描述,还写出了在佛光、道色迷雾遮掩下的奇特的人生,同时创造出了一批具有宗教意蕴的人物,从而丰富了我国古代文学的内容。

作为世情小说的《金瓶梅》,原是以具有社会性、生物性的人,以及人的七情六欲作为重点描写对象的。而宗教所提倡的,却是脱离现实的、虚幻的、荒诞的、抽象的人生。

宗教文学、神魔小说中的人物,虽然大都也具有人性,可它是和神性混合在一起的,因此他们只能是、也都是些具有神性的“超人”。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,《金瓶梅》的出现,就有着不平常的意义。

它以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为情节,揉合民俗信仰,表现宗教义理——这对我们深入研究佛、道两教对中国文化所产生的巨大影响以及文化心理的演变历程,显然是一份珍贵的形象化资料。

求“荐拔”的解释(余 岢 |《金瓶梅》和佛、道意识)

《<金瓶梅>平凡人的宗教剧》



狭义上讲,《金瓶梅》可算是一部西门庆的“家史”,所以其故事大都发生于清河县的西门府邸之内,或是男主人公所涉足的书寓妓院、官场衙所。

可它作为伟大的现实主义小说,终究要被明时的现实生活所制约,所以但凡重要些的活动和情节,都发端或发展于当时实际存在于全国的佛寺道观之中,并有佛、道两教的神职人员参与。

轻则左右了人物的精神面貌,使某些人的道德观呈有宗教色彩;重则影响、甚至决定人物的命运。

西门庆热结十兄弟于玉皇庙,在生严肃穆的道观中,初次展现了西门庆最亲密的社交集团——九个无赖、邦闲,以及该集团的众生相。

“神仙”与市侩同时“亮相”,且乐融融地“融”于一堂,庄重被轻佻所破坏,滑稽取代了神圣,给人以圣灵遭受侮慢的感受。

西门庆遇天竺国胡僧于永福寺,始求得春药,使他的淫荡生活得以持久并发展到一个高度,可最后却因服用春药过量而淫死于潘金莲身上。

佛教借胡僧又与西门庆结下了性的愉悦和性命攸关的“生死之缘”。吴月娘结交观音寺王姑子、法华庵薛姑子,因而有机缘服用她俩提供的衣胞符药而坐胎,使恶事做绝的西门庆竟有了子嗣。

虽然最终孝哥出家成了和尚,可也由此消弭了西门庆的罪孽,佛祖又主宰了西门家族的命运。为“永保富费遐昌”,西门官哥被寄名于玉皇庙,并改名为吴应元,做了“小太乙”。

这一个象征着西门庆作官生涯开始、鸿运突然降临的宠儿,却被西门庆从武大郎怀中诱娶来的宠妇潘金莲耍阴谋折磨得早夭,充分地表现了佛教大力宣扬的冥冥中自有善恶报应的教义。

一个想“盗了西王母女儿,也不减我泼天富贵”的淫棍,竟把头生儿子的命和运,系之于以西王母为首的三清圣教的神坛上,本是一个绝大的讽刺;它又证明这官、商、霸混为一体的“异教徒”,虽大言朗朗,可遮掩不住其信仰之脆弱和心态之丑恶。

争着挤进西门大院,匐伏在西门庆马鞭下的李瓶儿,忍着几多争床的醋风醋意,屏气敛性地想老老实实过几天夫宠子贵的日子,可仍被推到了佛殿下神龛前,为儿子的病和命,为自己的病和命,她何曾吝惜金银?

西门庆为她又何曾吝惜金银?广印经文,多做善事,无济于病;天皇庙的符箓,五岳观潘道士的捉鬼(花子虚之魂),无济于命。

死后,东京黄真人发牒荐亡、求减三等之罪;出殡时,更有报恩寺朗僧官念倒头经,玉皇庙吴道官悬真,这一切以及众姑子日夜念的《血盆经》、《密多心经》,又何曾解脱她在阴间受血盆之灾。

倒悬之苦。“原不是听佛法的人”潘金莲,常常亵渎圣灵,在和尚、甚至在佛像前偷情宣淫,按佛教教义,不顾神佛尊严,在其像前行房事的,除遭暴死,死后还将坠入“血污池”受罪。

她终于受到桀报,被剖腹挖心,死于非命,并暴尸街头,可死后仍被庞春梅葬于永福寺,道坚长老奉了“小夫人”之命,还为这个淫妇烧纸,终于使这个《金瓶梅》中唯一不信佛、道的女性,也是中国中古时期少有的、没有宗教信仰的女性,被慈悲为怀的菩萨“收留”,有了一个较好的结局,来生投胎于东京城内,做了黎家的闺女。

西门庆的“半子”陈经济,按他的品性,本与佛、道无缘。

可他的“六姐”潘金莲尸骸埋于永福寺,他曾去祭吊;又寄老父陈洪的灵柩于永福寺,并请僧众念经发送,和和尚们仍有着难以割断的丝丝缕缕。

他的大舅子西门官哥,因生于豪门而妄想延年,寄名于玉清元始天尊麾下,做了个假道士;而他却在落难时,头戴道髻,身穿青绢道衣,脚登毡袜云履,讨张度牒,混迹于道士行,成了个真道士。

道教的根本教义:“一曰慈,二曰俭,三曰不敢为天下先。”陈经济不仁,逼死了西门大姐,更无慈可言。“俭”即去奢念,清心寡欲,澹泊自守。

“不敢为天下先”即不逞强称霸,要谦虚、柔弱自守。从其中的任何一点出发,陈经济却又是个冒牌的假道士,却又说明,他和道教是有着难以割断的缕缕丝丝。

一生信奉菩萨,一贯维护着“佛道”的吴月娘,西门庆死后,还愿于碧霞元君祠,几乎失身于毫无人道的殷天锡。后虽得救,而她生下的、西门家族唯剩的“承继家业”的孝哥,却由此而被雪洞禅师普静长老幻度为“明悟”和尚。

恩恩怨怨、生死轮回、父债子还,人生经历了一劫又一劫,于是“天下”复归安宁。

就这样,普静长老拯救了西门孝哥,也就结束了西门家史。而这一切,早已有了解“天机”的天台山道士、紫虚观的神仙吴奭为之“冰鉴定终身”,向广大读者作了预告。

全书假借道教有名人物、八仙之一的纯阳子吕洞宾的一首七绝开卷,又以普静师荐拔幽魂,解释宿冤,幻化孝哥儿作结。

一部凡人家史,几多凡人的命和运,却由佛、道两教所拧成的一条红线,贯串始终。这是否说明,不论是西门庆式的“异教徒”,或是吴月娘式的真信士,仰或是官哥、陈经济式的假道士,和眼内无神佛的潘金莲,都难以独立生活于佛法道术之外。

非宗教文学的《金瓶梅》,却深深隐着释道玄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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崇祯本《金瓶梅》插图



吴月娘,西门庆的“正头娘子”,名字虽没标在“金、瓶、梅”之列,却是客观存在的一个“重心”。她是唯一的一个“生存”于全书的西门家之人,且是西门家族中唯一得以善终的人物。

她是作者用心血浇铸的佛教居士,在她身上,寄寓着作者的美学思想和宗教观念。

吴月娘因“平日好善看经”,而“天道有循环”(一百回)终于得以善终。作者为强调这一点,常常把她与那个不信神、亵读佛的潘金莲作对比描写。

可是作者也有“漏笔”,当他忠实于现实时,笔下的佛与道,就不那么圣洁可爱了。但凡写吴月娘,不只写她好佛事,还必写为她宣经唱曲、在富人面前争宠的三个姑子。

而在写引荐她步入佛门净界的三个姑子时,又常常剥下她们的缁衣,还她们的世俗相,必写她们的丑事秽闻。

具有讽刺意味的是,其中某些重要细节,却出自书中第一淫棍西门庆之口。其揶揄的情态,真能让读者错认为,西门庆是书中第一正经人。

薛姑子初进西门府,就被已经当了副理刑官的西门庆认出,于是读者知道,这个女尼曾违犯了"不得淫乱"的戒律,把陈参政的小姐引诱到地藏庵里和一个小伙偷奸,为此被西门庆褪衣打了二十板(五十一回)。

正是这个薛姑子,少年虽有丈夫,却与广成寺的和尚、行童,调嘴弄舌,眉来眼去,“刮上了四五六个”。

她明为姑子,却“专一在士夫人家往来”,暗地里为“要偷汉子的妇人”做“牵引”。不知是出于要保持西门庆“官体”的目的,还是让西门庆也有些“禅心”的意图,作者竟没让深知她底细、且是见了女人(不管美丑)就要发性的西门庆和她也“刮上”;

只是借她的行为,概括成一只歌子:“尼姑生来头皮光,拖子和尚夜夜忙……”(五十七回)。就是在这样的姑子帮衬下,吴月娘得以得子得福,岂不是肆意作践了神圣的佛教。

作为一个作恶多端的西门庆的内当家,又作为一个虔诚的佛教徒,环境和身份,社会要求和她对人生的态度,构成了这一人物极端复杂和矛盾的心理和行为。

她要作一个三从四德的"贤妻",岂能不忠诚于丈夫,听凭丈夫去纵欲、去奸淫妇女、去残害淫妇之夫。

她为当稳潘金莲等一班淫妇的“班长”,必须巩固自己正头娘子的地位,岂能不“机关算尽”,甚至调动起一班姑子来为自己服务,而这终于感动了大慈大悲的送子观音,“有求必应”地给了她一个儿子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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绘画 · 吴月娘


潘金莲则不同,就因不信佛,尽管也化了钱财“求”来了胎衣符药,却因阴错阳差,坐失了良辰吉时而没怀孕,终于没能为西门庆生养下一男半女,而最终被吴月娘轻易地“扫地出门”。

西门庆贪财霸道,她助纣为虐,一而再频开贪戒,先协同淫妇李瓶儿夤夜偷盗花子虚的家产,后又鲸吞了李瓶儿的全部私房。李瓶儿气死花子虚,她无疑是一个帮凶。

她为了维护所谓的泱泱大家的门楣,用卑劣伎俩逼走了陈经济,从而使西门大姐生无去处而死于非命。

这也可看作是对淫人妻女的西门庆的“现世报”;可没曾做过恶的西门大姐却善有恶报,作了无辜的替罪羊。

为了孤立潘金莲,她卖掉了庞春梅,临行时又不与一件衣和物;时过境迁,却又见势俯首,称呼成为守备小夫人的春梅为“姐姐”,而自卑的称为“奴”(八十九回)。

凡此种种,岂能和“诸恶莫作,众善奉行”的神圣佛教相吻合?甚至她连“断绝烦恼”,即可得道这一点也做不到。

她一面信奉理念上被渲染得十分洁净的佛教,可又身陷于万分肮脏的世俗泥坑。

她从拯救自己的灵魂出发,烧香、许愿、念经、布施;可又从没抑止过与自己物质生活息息相关的福、禄、寿、财的欲望。她虽追求精神上的解脱,可更留恋世人的名、利、地位和权势。西门大院内的一切倾轧,她也是一个祸根。

雪夜烧香,玩弄小权术,以换救失宠于丈夫,起因却为了挤兑李瓶儿。棒打陈经济,原因甚多,而吞没其寄存的床帐妆奁、箱笼家伙,也是其一。

这等等,都说明她确是张竹坡所评述的那样,是个“奸险好人”(《批评第一奇书<金瓶梅>读法三十二》)。

她人格分裂,言行不一致,所作所为,严重违犯了佛教徒必须遵守的《五戒》、《八戒》(不杀生、不偷盗、不邪淫、不妄语、不饮酒、不香油华饰、不眠高广大床、不耽著歌舞、不非时食),因此她也只是个假居士,不应得到善报。

她的隐恶与潘金莲的“显恶”本是一对孪生姐妹。可她却“寿年七十,善终而亡”;而潘金莲夭亡于三十二岁,并遭杀身抛尸之祸。

潘金莲沉溺于淫乐,全身心追求此岸世界的“欢乐”和“愉悦”,本与佛教的彼岸世界的理想相抵牾,可她终究不是一个佛教徒,不能强人所难,非让她也信仰灵魂之解脱,在于自身的行为。

而吴月娘她既没经受过清苦生活的磨练,更掌握着偌大一份家产,作威作福若干年,却因是一个徒有虚名的佛教徒而获得天国的幸福,佛祖的天平,无疑是倾斜着的。

小道士官哥,虽没曾作过一点恶,在人间却只活了“园园的一年另二个月”;而小和尚孝哥,不仅没和他的长兄一样遭受恶报,反而成了正果,使西门庆断了子嗣而实有儿子。

宗教的魔力也有差异,小道士的命不如小和尚的命。只因生身之母有别,报应延伸到子女头上,也有天渊之别。可见报应不爽之说,也是“看人下碟子”,视不同对象,而另有一说。

总之,作者极力标榜的见神见鬼的佛法,颇多“疏漏”之处。也正因为有此等“疏漏”,致使全书深奥莫测的宗教义理,披上了世俗化的彩衣,充满了生活味。

至于吴月娘,本不是一个洁白无瑕的佛教徙,只是一个充溢着七情六欲的凡人。她具有的只是人性,而不是唐僧式的“佛性”。

佛性是人性的“变态”。只是人在人的世界里找不到出路时,才会去投入佛的“洁净”的怀抱。而吴月娘是有出路的,玳安可以改名为西门安,权充儿子,“承受家业”,“养活月娘到老”。

书中曾有一个反证。唯一眼睁睁看着普静长老与鬼说了一夜话的小玉,最后仍是凡身肉体,没有看破红尘而当姑子。这说明她不怕来生来世、投胎成人或是投胎成猪狗牛羊。

倒是那个李瓶儿的贴身丫头、被西门庆收用过的绣春,拜倒在王姑子门下,修行于观音庵。其原因为何,是否又是一个薛姑子式的人物,作者没有交代。

作者从理论上大肆渲染了宗教,却又以真实生活反证了这理论,糟践了宗教。这是宗教的悲哀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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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金瓶梅词话》



走出西门大院,人们的命运也难与宗教脱钩。

扬州财主苗元秀,不听东京报恩寺僧的劝告,终于被恶奴苗青所害,死后还依仗慈惠寺的和尚为其埋尸。忤作团头何九的弟弟何十作案潜逃,西门庆却拿弘化寺内的一名和尚顶缺。

徐知府的小姐,尽管全书中没写她的一丝活动,却交代她曾寄名于太山碧霞宫,当了名“女太乙”。而淫妇王六儿,却在家宅的一层中,供养佛像祖先。

至于昭宣夫人林太太,为满足自己的性欲,落脚于文嫂家偷汉,却打着去大悲庵打斋的旗帜。

山东理刑所的五品理刑官夏龙溪,调任卤簿,因厌京官没有油水,而央了国师林真人的帖子,调动了当朝太尉朱勔,来和太师蔡京对话。

皇宫内凝神殿上的鸱尾被雷电击碎了,宋徽宗竟逐日在上清宫宣《精灵疏》、建蘸——尽管文学是把宗教作为思想材料的自由派,这样的写法,纯是创作的需要,的确有亵渎宗教神圣的地方,可它也确是一代现实生活的影子。

针对明时佛寺道观遍布全国、政教合一的状况,全书粗绘细描的有名有姓的佛、道两教的神职人员竟有四十人众,佛寺道观三十二所。

不仅用大段笔墨泼染汉地的佛法道术,也曾为天竺国的胡僧、番地的喇嘛,作几笔素描。

不仅写了与民俗、民生紧密勾连在一起的正常的宗教活动,还追溯创教史,写了佛祖释迦牟尼割肉喂鹰、修成九龙吐水混金身,万回老祖在后赵皇帝石虎(335—349)眼前吞下铁针两升,又在梁武帝萧衍(502—548)面前,在头上取出舍利三颗的佛法故事。

又写了五戒禅师因戏红莲姑娘破了戒,转世为苏东坡和佛印的奇闻趣谈——就在这香烟袅袅、钟磬之声朗朗、瑰丽神奇的宗教礼仪和荒诞莫测的创教史的故事中,使读者不自觉地坠入佛、道世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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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清平山堂话本》


毋用讳言,佛也好,道也好,本只是某些人创造出来,为信奉它的集团服务的。《金瓶梅》反映了它的思想、教义,目的是明确的,劝善止恶。可它本身的弱点,也是十分清晰的。

正如张竹坡所评说:“《金瓶梅》内却有两个真人、一尊活佛,然而总不能救一个妖僧之流毒。妖僧为谁?施春药者也。”(《金瓶梅读法九十一》)

如果说,正因为有了妖僧,并研制了春药,才促使西门庆早夭,促使《金瓶梅》早早收场,那也是瞎话。

因为佛门内本不干净。没服春药的和尚,看见崔莺莺时,也会惊得把同伴的脑袋当“做金磬敲”,“老的小的、村的俏的,没颠没倒”(《西厢记》第一本第四折)。

宣誓“不邪淫”的圣徒,在烧武大郎之灵牌时,偷听到西门庆潘金莲交姤的淫声时,也高兴得不亦乐乎,“不觉都手之舞之,足之蹈之”(八回)。

可见没有胡僧的春药,西门庆也不会“万岁”。何况历史上还确有某些真人,因为最高统治者研制春药、进献秘方,从而被封为上官而享受厚禄,作者只是写了真实而已。

竹坡又说:“作金瓶者,必能转身证菩萨果”,(金瓶梅读法五十八》)“故其中将僧尼(应包括道)之不肖处,一一写出。此方是真正菩萨,真正彻悟”(《金瓶梅读法七十九》)。

这却是张竹坡的短见,难道不肖之僧尼,仅只是胡僧、三个姑子、以及偷听淫声的和尚、鸡奸和狎娼的道士——如来佛如何?

西门庆曾肆意污蔑这位神圣的佛祖,“佛祖西天,也止不过要黄金铺地;阴司十殿,也要些楮镪营求。咱只消尽这家私,广为善事,就使强奸了姮嫦,和奸了织女……也不减我泼天富贵”(五十七回)。

这大可认定是欺神灭佛的“疯话”,可其中岂不蕴含几分真理?如来就是一个欢喜金银的佛祖,他曾明明白白地告诉孙悟空:“……(佛)经不可轻传,亦不可空取”,“(三斗三升米粒黄金)我还说他们忒卖贱了”(《西游记》第九十八回)。

如来也是有感情的,他有佛的七情六欲,于是他的弟子普静长老,在吴月娘把亲生儿子当作牲礼奉献在他的祭坛上时,也就为恶鬼西门庆荐拔,而终于使这天下第一大淫棍“往东京城内,托生富户沈通为次子沈越去也”(一百回)。

这仍是一种中国古老的、传统的、符合广大读者心愿的、廉价的大团圆的结局,只是略有变相而已。有钱能使鬼推磨,有钱也能驱使真人、长老为淫夫荡妇跑腿。

《金瓶梅》中所反映的宗教思想是矛盾的,这正是它作为世情小说的特点之一。

它没有按照宗教教义来图解生活,尽管它主张“削去六根清净,披上一领袈裟,参透了色空世界,打磨穿生灭机关,直超无上乘,不落是非窠”(第一回),可它书中的人物,包括奉佛终得善果的吴月娘,甚至是真人、活佛,个个都难逃得人际关系的羁绊。

不仅是人,就是佛、道,也个个不清闲,仍在“火炕”中翻筋斗——撇开作者标榜的“救拔四部洲沉苦”的创作目的,来探索这一奇书的思想,它虽复杂,可通过一位姑子演诵的佛曲,也能有一个简明的了解:

……画堂绣阁,命尽有若长空;极品高官,禄绝犹如作梦。黄金白玉,空为祸患之资;红粉轻衣,总是尘劳之费。妻孥无百载之欢,黑暗有千重之苦。

一朝枕上,命掩黄泉,青史扬虚假之名,黄土理不坚之骨。田园百顷,其中被儿女争夺;绫锦千箱,死后无寸丝之分。青春未半,而白发来侵;贺者才闻,而吊者随至。苦,苦,苦!气化清风尘归土……(五十一回)


佛家的“诸行无常”、“诸法无我”的思想充斥其中,它追求的是“涅槃寂静”①。显然是一首《好了歌》,尽管它不如《红楼梦》中那首更通俗、更简洁,可它比那首闻名于世的《好了歌》,要早出世一个多世纪。

当今,在“金”学的研究中,很多学者在考证兰陵笑笑生为何许人也——以上所述,能否得出这样一个结论,他必须熟悉佛、道两教,既崇信之,又持一定的批判态度;

能流利地写出质教的繁琐的礼仪,以及那蕴有深奥内涵的佛经道典,却又无视它们“祈福求安”“荐拔超生”等功能。缺乏这文化素质的人,我认为是难以成为兰陵笑笑生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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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绣像红楼梦》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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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注释】

①“诸行无常”、“诸法无我”、“涅槃寂静”,是佛法三条不能移易的根本原理。“诸行无常”是说世界上的一切事物、现象,不是永恒不变的,而是有生有灭,变化不止的。“诸法无我”是说一切都是刹那生灭、因缘和合,决不存在一个主宰者(法无我),对主体的人来说,也不存在一个起主宰作用的灵魂(人无我)。“涅槃寂静”是说人生活的最后目的是追求一种绝对安静的、神秘的精神状态(涅槃),它与现实世界相对立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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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章作者单位:山东济宁师范专科学校

本文获权刊发表,原文刊于《金瓶梅研究》第三辑,1992,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。转发请注明出处。